发现者- 木王星的发现者是谁？
楼兰王国最早的发现者是谁？
楼兰王国位于今天中国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若羌县北境，罗布泊以西，孔雀河道南岸7公里处，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形之中。
楼兰王国最早的发现者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1900年3月初，赫定探险队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在穿越一处沙漠时才发现他们的铁铲不慎遗失在昨晚的宿营地中。赫定只得让他的助手回去寻找。助手很快找回铁铲甚至还拣回几件木雕残片。赫定见到残片异常激动，决定发掘这废墟。1901年3月，斯文.赫定开始进行挖掘，发现了一座佛塔和三个殿堂以及带有希腊艺术文化的木雕建筑构件、五铢钱、一封卢文书信等大批文物。随后他们又在这片废墟东南部发现了许多烽火台一起延续到罗布泊西岸的一座被风沙掩埋的古城，这就是令世人震惊的楼兰古城。
楼兰原是一个随水而居的半耕半牧的小部落。通过发现的楼兰古墓及罗布泊地区发现的大量细石器表明楼兰人本为游牧人，丝绸之路开通后，东西方的商业往来与日俱增，给楼兰经济带来空前的繁荣，域外文明尤其是汉文明传入楼兰才加速了楼兰人发展城市文明。
历史上，楼兰属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与敦煌邻接，公元前后与汉朝关系密切。古代楼兰的记载以《汉书·西域传》、法显还有玄奘的记录为基础。《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扦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四万四千一百。”法显谓：“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毯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玄奘三藏在其旅行末尾作了极其简单的记述：“从此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
楼兰城是楼兰王国前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东通敦煌，西北到焉耆、尉犁，西南到若羌、且末。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从楼兰分道，楼兰城依山傍水，作为亚州腹部的交通枢纽城镇，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曾起过重要作用。早在公元前77年，楼兰地区已是西域农业发达的绿洲，到了唐代，“楼兰”却几乎成了边远的代名词，李白的《塞下曲》中就有“愿将腰下剑，直为暂楼兰”的诗句。曾盛极一时的西域重要城镇，为什么在公元3世纪后迅速地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一个至今还没有真正解开的谜。从楼兰遗址发掘出的文物震惊了世界，其中有珍贵的晋代手抄《战国策》，考古工作者还在楼兰墓葬群中发掘出了一具女性木乃伊，经测定距今已有3000年，干尸衣饰完整，面目清秀，定名为“楼兰美女”，其他文物有做工精细的汉锦，还有汉五铢钱、贵霜王国钱币、唐代钱币、汉文和会卢文残简等。
楼兰古城四周的墙垣，多处已经坍塌，只剩下断断续续墙垣孤伶伶地站立着。城区呈正方形，面积约十万的平方米。楼兰全景旷古凝重，城内破败的建筑遗址了无生机，显得格外苍凉、悲壮。
俯瞰楼兰古城，城中东北角有一座烽燧，虽然经过历代不同时期的补修，但依然从它身上可以看出是最早汉代建筑的风格。
烽燧的西南是“三间房”遗址。这座100的平方米的房屋，建筑在一块高台上，三间房正中的一间要比东西两间显得宽大，本世纪初，斯文.赫定曾在东面一间房内发掘出大量的文书木简。从三间房西厢房残存的大木框架推测，这里昔日曾是城中屯田官署所在地。
继续向西，是一处大宅院。院内，南北各有三间横行排列的房屋。在古城中，这座院落的建筑也是比较排场的。相形之下，大宅院南面的房舍多数是单间矮小、散杂而破败不堪。如果根据出土文书推测三间房毗邻的框架结构房屋是楼兰城的官署遗迹。
楼兰古城曾经是人们生息繁衍的乐园。她身边有烟波浩淼的罗布泊，她门前环绕着清澈的河流，人们在碧波上泛舟捕鱼，在茂密的胡杨林里狩猎，人们在沐浴着大自然的恩赐。据《水经注》记载，东汉以后，由于当时塔里木河中游的注滨河改道，导致楼兰严重缺水。敦煌的索勒率兵1000人来到楼兰，又召集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士3000人，不分昼夜横断注滨河引水进入楼兰缓解了楼兰缺水困境。但在此之后，尽管楼兰人为疏浚河道作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和尝试，但楼兰古城最终还是因断水而废弃了。
辉煌的楼兰古城就这样永远的从历史上无声地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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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者哨站
介绍：发现者哨站包含先进的镭射锁定技术，这用来搜寻出不可见的作战部队和调查高海拔地区。另外，它能够隐藏友军的建筑物以避开敌人的卫星视野。这就意味着敌人一旦肉眼无法看见建筑物，那么这些建筑物就相当于是消失了。
建设时间：25秒
建设花费：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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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800
侦查隐形：是
前提建筑物：核心、隐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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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的第一个发现人是谁？如何发现的？
不要问敦煌莫高窟是谁发现的，说起来就心痛，就丢脸，让人抬不起头。
王圆箓，湖北麻城人，为衣食四方逃生。在肃州巡防营当兵勇时迷上了道教，后受戒为道士，四方远游。1897年到了敦煌莫高窟，在此供奉香火，布施度日。
1900年，王圆箓的“生意”做大了一些，便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清除淤沙时，发现了著名的藏经洞，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
他取了一部分卷、佛画等分赠肃州兵备道廷栋及本县官员乡绅， 是为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此后不仅国内、国外的人也盯上了莫高窟的宝贝。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找到王圆箓，只用了200两银两，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带走。尝到甜头的他，在1914年又来了，这次用500两银两向王圆录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大英博物馆现拥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1.37万件，可笑地成了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
1908年，法国人汉学家伯希和在洞中拣选了三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精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1910年，清政府这才引起了重视，将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此时1900年发现的5万多件藏经洞文献，只剩下了8757件。
王圆箓藏匿起来的写本，后来又在1911年和1912年卖给了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1914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得了一万多件文物碎片，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当然，我们不能把敦煌文物的流失的全责归因于任何个人，我们也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王圆箓。他就是那个年代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或许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且藏经洞发现之后，他还是做了他应该做的事。
王道士先徒步行50里，找到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知县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搁置一旁。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汪宗翰的县令，是位进士。得到王道士汇报后，汪县令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不过他也只是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就地保存，你要看好藏经洞。”的话一样没了音信。
县令不行，王圆箓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风餐露宿，行程800多里，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可笑，可笑的是，这位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就这样，王道士也丧失了信心，没了门，既然政府都不重视，他个穷道士又能如何？所以后面的事情也就不奇怪地发生了。
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提起这段，他们宁愿敦煌莫高窟一直就那样沉寂着，哪怕到今天还在默默无闻，至少不会让我们承受这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