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货币金融理论-西方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发展

西方经济学家是从哪些角度定义货币的

货币理论主要包括三块内容：货币供给、货币需求、货币传递机制。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西方货币理论的主要代表人，其执掌的芝加哥学派又被称为“货币学派”。弗里德曼的理论前提有两个：第一，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v=GNP/M=PQ/M（货币流通速度，衡量货币在一定时期内的周转速度；其稳定性有由技术上和制度上的结构产生。）因此，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为：M=f（P，rb-国债边际/rb，re+价格边际/P-证券边际/re，货币边际/P；w；Y/r；u）然而凯恩斯则认为货币的需求收到交易性动机、谨慎性动机和投机性动机的影响，因此其货币需求函数为M/P=L1(y)+L2(r)，其中，交易性动机、谨慎性动机与个人收入成正比，投机性动机与市场利率成反比。第二，“外生”的货币供给。M1=M0（流通中的货币）+活期存款M2=M1+商业银行存款以及小额定期存款M3=M2+储蓄以及银行、信用组合存款因此弗里德曼的货币供给函数为：M=H*[D/R(1+D/C)/(D/R+D/C)]关于货币传递机制：货币供给增加最初并不表现为全社会收入的变动，只是使公众持有的现金增加，公众通过购买非货币资产来调整所愿意持有的现金余额，由此引起所持有资产的结构调整；但全社会的共同购买并不会减少现金总量，只会引起资产价格上涨和利率降低，进而刺激新的资产产生，即真实投资增加，最后导致全社会收入增加。在长期内，货币供给变动的利率效果是双重的，货币供给的增加最初往往使利率降低，但是后来随着他引起的支出增加、价格上涨，就会使贷款需求增加从而抬升利率水平；货币供给减少在长期中仍然具有与上述过程相反的现象。

结合西方货币供求理论的观点，试述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

我国货币供给兼具内生性和外生性双重属性，首先认为它是一个外生变量，其次它也具有内生属性。（1）内生变量、外生变量的涵义 内生变量，又叫非政策性变量。它是指在经济机制内部由纯粹的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变量，不为政策所左右。 外生变量， 又称为政策性变量，是指在经济机制中易受外部因素影响，由非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变量。它是能够由政策决策人控制，并用作实现其政策目标的变量。 （2）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分析 认为货币供给量是一内生变量也就是认为：中央银行不能完全直接控制货币供给量，货币供给的变动是由经济体系各经济主体的行为所共同决定的，因此，货币供给量是经济体系中的内生变量，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只能是相对的。 从金融领域来看，一方面商业银行的存款和资产规模要受到存款的资产偏好和银行贷款、投资机会的影响，另一方面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创造能力也会随着其贷款融资活动的增加而提高，而社会公众资产偏好导致的资产结构又是现实经济运行经常调整变化的结果，这就使货币供给的变化具有内生性。 力主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并不等于否认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量的有效性。只不过货币资产与其他金融资产之间、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货币创造能力之间的替代性会大大地降低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效应。 （3）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分析 这种观点认为，货币供给量主要是由经济体系以外的货币当局即中央银行决定的；是经济系统运行的外生变量；中央银行可通过发行货币、规定存款与储备比率等方式来控制货币供给量。因而，中央银行只要确定了经济发展所需的合理货币需求量，然后再由中央银行供给适量货币，货币供需就能实现均衡。如果货币需求量是合理的，则当货币失衡时，完全可以由中央银行通过政策手段的实施加以矫正。 强调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分析并不否认经济系统中实际经济活动对货币供给量决定的影响，只是表明实际经济活动中对货币供给量决定的影响远不如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量决定的影响那么强。 （4）货币供给量：融内生性和外生性于一体的复合变量。 货币供给首先是一个外生变量。因为货币供给形成的源头——基础货币——是可以由中央银行直接控制的。中央银行能够按照自身的意图运用政策工具对社会的货币量进行扩张和收缩，货币供给量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为政策所左右。另一方面，货币供给量并不完全是纯粹的外生变量，在现代中央银行体制和部分准备金制度下，决定货币供给量的因素，不仅仅包括货币当局的政策变量，其间还受别的经济因素（例如商业银行、社会公众的偏好和资产选择等）的影响，尤其是货币乘数更是一个由多重经济主体操作，多重因素影响的复杂变量，这表明，货币供还是带有内生变量性质。

中西方金融主要区别有哪些？

1、来源动因不同中国特色金融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是应君主治国和商业活动的客观需求而出现的，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货币在实体商业活动中能够最大化的转化成生产力。西方金融起源于1000多年前威尼斯的犹太人聚集区，是在宗教的制约下有钱人为了让手中的资金获得超额收益被迫借助犹太教的获利教义采取的货币增值手段，是不得不让货币流动和实体需求结合的产品。2、思维体系不同中国特色金融完全符合辩证思维，从企业需求出发，天人合一、因地制宜的围绕“货币”协助企业建立高效转化生产力的全系统。以商业活动的整个流程为标地研究“货币”的价值和作用。以服务于实体企业进而自身产生收益为最终目标。西方金融基本从金融机构的自身的需求出发，脱离商业活动的全流程和企业实际诉求单纯强调金融工具、金融模型的作用，以不管其他环节生、死，单纯追求赚取自身收益最大化为目的。3、应用结果不同中国特色金融体系会让有效的金融思维、模式从企业建立伊始就伴随企业成长，达到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效果，从企业成立就以金融思维建立良性货币运行体系，避免“缺钱”绝症来临时的恐怖局面出现。西方金融以开刀、手术为目的，主要服务于大病已至、病入膏肓的企业或能够掏巨资整容、抗衰的客户，绝不会教授企业养成良好生存习惯，同时具备超级嫌贫爱富的典型特征。中国特色金融作为全人类的智慧瑰宝，同数十年前的中医的命运一样，受到了西方金融上百年的全面打压和残酷清洗(特别是西医金融专家和西医金融机构)。

是有关西方金融理论的,传导效应的含义,急用!!!

汇率传导效应是指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通过汇率对净出口影响的传递。

简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主要理论，试论增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效能的途径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金融宏观调控方式逐步转化，货币市场进一步发展，逐步形成“中央银行一货币市场一金融机构一企业”的传导体系，初步建立了“货币政策一操作目标一中介目标一最终目标”的间接传导机制，其中操作目标为基础货币，中介目标是货币供应量和贷款，最终目标则为GDP和CPI 。　　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概述　　1.凯恩斯学派的利率渠道传导机制理论。该理论认为利率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中枢，即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会导致货币供求失衡进而使利率变化，而利率的高低又会改变投资水平，进而通过乘数效应实现对产出的调节。　　2.信用供给渠道传导机制理论。该理论认为利率不但影响资金需求，而且影响资金供给，且后者决定了前者的信用可得性水平的高低。用“木桶理论” 可形象地说明这一问题，“木桶理论”认为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那块木板的高度。由此我们可以说当供给不足，即信用可得性水平相对需求较低时，此机制有重要意义。　　3.货币主义学派传导机制理论。该理论认为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利率的作用并不像凯恩斯学派所认为的那样举足轻重。该传导机制主要包括两种效应：一是资产组合效应的传导机制理论。认为资产的范围除包括凯恩斯学派所定义的金融资产外还包括实物资产和人力资本等形式，而资产范围的扩大冲淡了货币在金融领域的可替代程度，由此货币供应量的变化除会通过影响利率水平进而间接影响总产出以外，更重要的是还会通过对实物资产市场的冲击进而直接影响总产出。二是财富效应的传导机制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取决于他一生的资源，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会改变经济单位的金融财富水平，进而改变经济单位的支出水平，最终引起总收入的变动。　　4.股票市场渠道传导机制理论。该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会改变货币供求状态从而改变一般物价水平，进而对以其为折算率的股东收益产生影响，这时股东会改变对股票回报率的要求，公司在股东压力下会调整生产，最终影响总产出水平。　　5.汇率渠道传导机制理论。随着经济的日益开放及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货币政策会相互传递。该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首先会对一国的利率产生影响进而冲击汇率，改变本国的贸易条件，最终改变产出水平。　　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思路　　1.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针对目前我国利率对经济行为的调节效应微弱这一症结，应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使利率真正由市场决定，切实反映产品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均衡，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利率的市场导向功能。利率市场化一方面要减少央行对利率的过度干预，另一方面又要求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及窗口指导等方式进行必要的间接调控，以防止某些大银行利用垄断优势破坏市场利率有序均衡地运行。所以央行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关键要把握好“度”的问题。　　2.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商业银行应实行资产质量和利润目标的双向考核，把防范金融风险与增加盈利有机地结合起来。央行应尽快健全激励机制使之与约束机制对等，改变目前存在的商业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反应不充分、信贷配给和信息传导机制无力的局面；积极创新金融工具，增加替代投资品的数量，拓宽服务领域，形成多元化的经营格局，促进金融竞争，健全金融法规，逐步改变商业银行利润主要依靠传统存贷利差的方式；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体系，为中小企业和非国有经济创建和疏通合适的融资渠道。原则上，近年来新兴的商业银行都应把中小企业作为主要的服务对象，以切实解决金融体系不能覆盖中小企业和非国有经济的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现行货币政策不能覆盖整个国民经济进而削弱其政策效果的问题。　　3.推进国有企业经营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转变观念，提高效益。同时，政府应剔除所有制岐视，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足够的政策空间，使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和投资主体，这是改善宏观金融调控效应的微观基础。　　4.深化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合理提高居民特别是农民的收入水平，深入开展再就业工程，抓紧制定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救济等制度。这一方面会增强居民现期消费能力，使潜在的消费变为现实，进而刺激投资需求；另一方面也会使居民降低预期支出，消除消费后患，增强消费信心。　　5.合理引导居民的消费行为。打破传统思想观念，提高居民超前消费意识，区别不同层次、年龄的消费群体，倡导合理的消费观念；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消费信用担保制度和相关的法律制度，大力发展各种消费信贷业务，努力为居民扩大消费铺平道路；调整消费品供给结构，创造有利的消费条件，努力实现居民消费的升级，形成新的消费热点。

西方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发展

者：易定红/吴汉洪 主题类号：F11/理论经济学 【 文献号 】1-1846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6 【原刊页号】19～32 【分 类 号】F11 【分 类 名】理论经济学 【复印期号】200002 【 标 题 】八十年代西方货币理论的主要发展 【 作 者 】易定红/吴汉洪 【作者简介】作者易定红，1964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吴汉洪，1957年生，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西方货币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利用选择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型为货币理论提供恰当的微观基础，以便使总量现象与一般均衡和个体最优化相一致；第二，解释专业化银行和其它金融中介存在的原因，从理论上证明政府在金融市场上进行调节和干预会减少福利，并主张解除对金融中介的限制；第三，在货币政策理论上，利用博弈理论分析政府政策的信誉问题，深化了政府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可信性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文章就西方货币理论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发展作了评述。 【 正 文 】 在70年代以前，西方货币理论的发展主要是在总量模型基础上的改进和扩展。70年代开始注意货币的微观基础问题，然而，由于理性预期革命，经济理论界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理性预期与经济理论的融合之上。这时，货币理论的研究仍然主要是在总量框架之内进行，只有少部分文献在选择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货币为什么是有用的商品的问题。80年代以来，货币的微观基础问题变得十分重要，货币理论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分析方法的转变上。同70年代选择理论的局部均衡和总量分析方法相比较，80年代货币理论的共同主题是选择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型的使用。这些模型都是以典型经济人解决跨时期最大化问题为基础的。此外，货币理论还在银行管制、金融中介以及货币政策的可信度等方面得到了较大的进展。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80年代西方货币理论的主要发展线索作一综述，并对此作出简要评价。 一、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典型经济人模型 在80年代的货币经济学模型中，关键的问题是要为货币理论提供适当的微观基础，以便使总量现象与一般均衡和个体最优化相一致。一个有用的出发点就是选择某一个体作为整体的代表，或者选择若干个体作为某几类群体的代表，来详细说明该个体或少数几个个体的偏好和约束条件。众所周知，在阿罗（Arrow，1964）和德布鲁（Debru，1954）的跨时期一般均衡模型中，货币是不起作用的。在那里，典型经济人在期初集中在一起，以均衡价格购买或出售每一时期的合同。当交易发生时，用合同来交易商品，不需要交易媒介，因而货币不起作用。因此，哈恩（Hahn，1973）声称“货币理论的基础还未奠定”。如何将货币的作用引入一般均衡的微观经济模型，回答货币是否是和为什么是有用的商品，便成为建立货币理论微观基础的首要问题。在西方文献中，存在着两种可行的办法：其一是利用拉姆齐无限期界模型（注：最初由英国剑桥大学的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提出的一种宏观经济模型，它主要研究一国的储蓄率应该为何，并采用动态最优化技术作为解决问题的分析方法。该模型后来被发展用来研究资源的跨时最优配置。由于在模型中假定每个人都能永久地生存下去，故而该模型又被称为拉姆齐无限期界模型。），将货币直接置入效用函数，即扩展拉姆齐模型，允许消费和实际货币余额进入效用函数；其二是采用迭代模型，从而货币理论的发展主要是在迭代模型的分析框架中进行的。该模型始于萨缪尔森（Samuelson，1958 ）的消费信贷模型（注：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提出的一种宏观经济模型，它试图解释利息率为什么是正数值。萨缪尔森希望把造成正数值利息率的其他可能因素如生产性耐久资本品与节俭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分开来加以分析，为了能够分离这些因素，他建立了迭代模型的原始结构。），并被卢卡斯（Lucas，1980、1983、1987）、萨金特（Sargent，1982）和华莱士（Wallace，1980）等经济学家加以发展和系统化。 下文主要论述将货币置入微观模型的迭代框架，然后介绍这一模型的发展；同时，考察货币理论的另一发展方向，即关于货币对资产价格的影响的研究，它也建立在典型经济人的选择理论的基础之上。 （一）迭代模型 华莱士等经济学家发现，萨缪尔森的纯粹消费借贷模型为货币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出发点，因为货币需求是作为理性的个体最优化决策的结果而内生的。 在迭代模型中，设想了如下一个经济：假定经济中的典型经济人能生存两个时期，他们在年轻时能获得自己拥有的秉赋收入，而在年老时无任何收入。这样，典型经济人在年轻时具有储蓄的动机。在任何一个时期的开始，年轻人都会进行储蓄，而年老的人会动用储蓄。由于整个经济无投资，故总储蓄在均衡时必然为零，这可以通过代际交叠而获得。在每一个时点上，都同时存在着年老的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他们除了生命所处的阶段不同之外，其它一切都相同。 通过假定产品不能贮藏，将货币需求引入模型。由于产品不能贮藏，典型经济人不能把年轻时所获得的禀赋收入贮藏起来以备年老时用。这样，货币作为一种将购买力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传递的方式就有存在的需要。没有货币，就没有办法使得这样一种传递发生：年轻人贷给老年人，但老年人不能在当前的年轻人变老时归还债务，因为当前的老年人在下一期已不存在。萨缪尔森提出用法币来解决这一问题。由于法币的存在，年轻人会出售他们的产品以交换老年人在前一阶段已经获得的法币。 假定在时期t老年人持有货币存量M，年轻人想消费C[y][,t]，因而储蓄为1－C[y][,t]。那么，按货币计算一单位消费品的价格P[,t]必须满足M＝P[,t]（1－C[y][,t]）。从而， 年轻人将从放弃的每单位产品中得到货币M／P[,t]，并且当年轻人在时期t＋1用货币交换商品时会得到M／P[,t+1]单位的消费品。总的货币收益率为（M／P[,t+1] ）／（M／P[,t]）或r[,t]＝P[,t]／P[,t+1]。对于任何给定的价格路径，实际的消费配置按以下公式决定： U′（C[,t]）＝δE〔r[,t]U′（C[,t+1]）〕 （1） 这是典型经济人福利最大化的一个约束条件，结果C[,t]成为P[,t] ／P[,t+1]的函数。它证明了模型可通过许多价格路径（P[,1]，P[,2] …）来满足，这种价格路径的不确定性是这类迭代模型的特点。 货币被置入一般均衡的微观经济模型，意味着向建立货币的微观基础迈出了有益的一步。然而，这一模型存在着致命的缺点。首先，在以上模型中，货币的进入是由于假定产品是不能贮藏的，这排除了产品因投资而带来收益。事实上很多资产都可通过投资而带来收益，当某些资产收益率超过货币时，如果货币没有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人们就不会持有货币，而会转而持有高于货币收益率的资产。显然，必须对这一迭代模型加以修改，以便在其它具有较高收益率的资产出现时，货币仍然能够继续存在，这是建立货币微观基础的一个重要目标。其次，在这一模型中，货币仅仅只是价值贮藏的手段，没有揭示货币具有的交易媒介的特性。因此，如何在微观模型中解释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便成为建立货币微观基础的另一个重要目标。 （二）交易媒介理论的发展 讨论货币的微观基础，需要回答货币是否是有用的商品和为什么是有用的商品这一基本问题。也就是说，货币理论必须从微观上说明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 斯塔尔（Starr ）、 琼斯（Jones ）和基约塔基（Kiyotaki）等经济学家利用交易成本范畴对此作出了解释。 斯塔尔（1972）利用交易技术来解释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需求。他认为由于物物交换经济中的“双向需求藕合”条件的约束，经济可能从未达到过均衡的配置。因为，如果仅仅限于完成涉及双方所需要的商品的交易， 经济就可能不会以正确的顺序满足其他交易者。 奥斯特伊（Ostroy，1973）已经证明了即使在每种商品的交易中都有中间人，要求的信息也远远超过了纯粹均衡价格的知识，因为超额供给也必须以正确的顺序传递下去。 琼斯（1976）证明了一个始于物物交换经济的交易媒介是如何产生的。在琼斯的模型中，典型经济人注意到某种商品是最频繁易见的商品，如土豆。有些要交换相对稀少商品的人会发现，要找到一种准确的配对商品可以先通过土豆的中间贸易，然后再进行他所选择的商品贸易，这样可以提高福利。一旦这些人开始以土豆进行交易，就会增加找到另一个接受以土豆贸易的人的机会，并且更多的贸易商将引入使用土豆。如果这个过程继续下去，那么最终大多数贸易将会涉及土豆，并且土豆就会成为交易媒介。显然，由于土豆难以携带，对于典型经济人而言存在着这样的动机：接受土豆，并凭借土豆来发行更易于携带的纸债权。事实上，虽然黄金被接受成为交易媒介，但它难以大量携带；它便于小额交易，但不便于大量交易。因此，接受黄金的银行存在着凭借黄金发行银行纸币的动机，这一作用后来由中央银行接管了。 基约塔基和怀特（Wright）（1989）考察了易携带性能否解释法币（通货）存在的原因，并使交易战略内生化。他们根据不同的商品具有不同的贮藏成本建立模型，证明存在两种类型的纳什均衡（注：博弈理论中关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解的一般概念。参见Gibbons,Robert (1992)"A Primer in Game Theory", London: Harvest Wheatsheaf:Chapter 1.）：一种是基本的均衡，其中储蓄成本最低的产品被选择作为交易媒介；二是投机的均衡，其中典型经济人没有合理地使用贮藏成本最低的商品，因为他们正确地预测到这种商品有较少的销路。基约塔基和怀特强调法币具有价值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人们相信法币能被其他人所接受。此外，他们也证明了当法币在收益率和可储蓄性上足以被其它资产或商品所支配时，即使每个人相信他人会接受法币，其它商品仍可能会被人们作为交易媒介来接受；相反，如果人们对法币的可接受性具有坚强的信念，即使法币在收益率和可贮藏性上受另一商品或资产所支配时，它仍然会被使用，如支付卡和信用卡就是例证。 （三）现金先行模型 为了在迭代模型的框架内解决货币与其它资产共存的问题，费希尔（Fischer， 1979 ）、 威斯（Weiss ， 1980 ）和俄伯斯特菲尔德（Obstfeld，1983、1984）等假定实际余额（用m[,t] 表示）能带来效用，并把每阶段的效用函数修正成为U（C[,t]，M[,t]）。 这种办法虽然可以证明即使货币的收益率受其它资产支配时仍然存在对货币的需求，但却存在这样的问题，即货币是否直接产生效用或间接通过交易成本产生效用。因此，克洛尔（Clower，1967）很早就指出在效用函数中植入货币并没有证实货币在交易中具有充当交易媒介的作用。他认为货币经济与物物交换经济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在货币经济中“货币购买物品，并且物品购买货币，但是物品不购买物品。”他把货币的安排和制度看成给定的条件。这个假设就是“克洛尔约束”，或称“金融约束”。卢卡斯把这一条件融进了迭代模型，从而把货币的交换作用通过这一约束而置入了模型当中。 根据克洛尔条件，消费必须在交易前获得货币才能进行，即C[,t]≤M[,t]。假设货币在收益率上受其它资产支配， 典型经济人将只能消费实际余额。假定无消费不确定性，由于存在着持有额外实际余额的机会成本，故货币持有量将会等于消费量（M[,t]＝C[,t]）。由于M[,t]＝M[,t]／P[,t]，M[,t]是时期t的名义货币余额，故M[,t]＝P[,t]C[,t]。 因此，流通速度为1， 并且它不受传统的诸如通货膨胀和利率观点的影响。由此看来，我们无需进一步的修正就得到了严格的货币数量理论。在这一框架中存在两个例外：其一是在卢卡斯和斯托克（Stokey）（1983）模型中，存在着货币的现金商品和不要求货币的信贷商品，在这两种商品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化产生了可变的流通速度；其二是在斯文森（Svensson，1985）模型中，消费的不确定性意味着，由于货币余额已经确定，流通速度会随消费而变化。 卢卡斯和斯托克（1987）利用带有信贷和现金产品的金融约束模型，研究了均衡数量和价格行为（包括利率）如何依赖于形成产出水平和货币供给增长的随机过程。在这一模型中，他们重新表述了费希尔等式（注：名义利率等于实际利率加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即R＝r＋π[e]这一重要关系被称为费希尔等式。这一等式是以20世纪初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希尔（Irving Fisher）命名的。 ）中把名义利率分解成为通货膨胀率和实际利率的观点，进而证明对实际禀赋的冲击会影响实际利率——这是通过对边际替代率的影响而产生的；并且，货币冲击会影响通货膨胀贴水。更一般地说，他们的分析证明了这样的路径，即不同的货币政策引起不同的实际资源的配置。 虽然现金先行模型的支持者认为，他们把货币引入一般均衡框架中的程序要优于在效用函数中引入货币的办法。 但是， 芬斯特拉（Feenstra，1986）已经证明现金先行模型只是效用函数中引入货币方法的特例。尤其，芬斯特拉证明了将货币置入效用函数的路径能够从带有交易成本或不确定性的最大化模型中得到。 （四）资产定价和投机泡沫 传统的货币理论强调货币对实际经济生活的影响，近来货币理论的发展把这一重点转移到了货币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之上。一个重要而有趣的发展就是将非基本因素如人们心理对资产价格的随意预期融合进资产价格的决定，这种泡沫效应以及潜在的驱动泡沫的市场心理现在已被认为在解释近来的资产价格行为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资产定价和泡沫现象的研究仍然是以典型经济人模型为基础的。 典型经济人跨时期最大化模型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条件，即为使典型经济人福利最大化，必须满足前述方程（1）。 该方程表明：典型经济人在时期t放弃一单位消费C[,t]，效用损失为边际效用U′（C[,t]）。时期t 内消费的下降使时期t＋1时消费上升。在时期t＋1，典型经济人将会因储蓄而得到额外r[,t]单位的消费。这使得经济人在时期t预期的贴现效用为δE〔r[,t]U′（C[,t＋1]）〕。 从模型变量来看，消费C[,t]是大致可变的，储蓄的收益率r[,t]是大致不变的， 这就要求U′（·）极其可变。这隐含着效用函数高度凹形，或者说典型经济人是高度风险厌恶的。可是，模型所描述的情况与实际所观测的现象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现实中，消费是很平滑的，但利率和资产价格（会影响收益率）却极其可变。例如近期利用该模型的一阶条件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以及更一般地对资产价格如股票价格和远期汇率的研究，就表明了这一模型与现实的矛盾。 现实中，实际资产价格变动的幅度远远超过模型中由基本因素决定的资产价格变动的幅度，这一发现大大地激发了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兴趣。许多经济学家寻求用非基本因素即泡沫来解释资产价格的决定。泡沫现象能用以下模型予以解释。 假设资产存量为一定量的股票，在时期t股票按实际价格q[,t]（相对一般价格水平）出售，得到实际红利d[,t]。资产的总收益率为r[,t]＝（d[,t]＋q[,t＋1]）／q[,t]。为简化起见，再假定典型经济人是风险中性的，故U′（C[,t]）＝U′（C[,t＋1]）。根据式（1）的福利最大化一阶条件，我们得到： δEr[,t]＝1 （2） 将r[,t]＝（d[,t]＋q[,t＋1]）／q[,t]代入（2）式，则： δE（d[,t]＋q[,t＋1]）／q[,t]＝1或q[,t]＝δE（d[,t]＋q[,t＋1]） （3） （3）式的一般解为： ∞ 1 q[,t]＝∑δ′Ed[,t+i]＋A[,t]（—）[t] （4） i＝0 δ 这里E（A[,t＋1]）＝A[,t]和相关预期是在时期t作出的。很容易证明式（4）是式（3）的解。在式（4）中， 第一项是每股红利的价格公式，它表明股票的当前价格是其未来红利的贴现值，而红利受经济中的实际因素决定，故红利成为股票价格决定的基本因素。第二项被称为泡沫，它不与经济中的基本因素相关，仅受典型经济人心理因素的影响。只要典型经济人认为它是某个值它就是某个值，价格通过预期而上升，并形成与预期一致的投机泡沫。如果在决定资产价格场合这一观点正确的话，那么心理因素对股票价格是否稳定也起重要作用。 由于模型中A[,t]是不确定的，为了消除泡沫，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施加限制条件，即令g[,t]为确定值或A[,t]为零。然而，要使g[,t] 总为一定值，典型经济人必须都假定他人会假定无泡沫，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迪巴（Diba）和格罗斯曼（Grossman）（1985）认为，由于资产价格不能为负，泡沫不能在负的方向上发展；同时，泡沫也不能在正的方向上发展，因为预期始于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