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顽强，是否是G20会议前的预示
法国的主张是加强监管，是欧洲资本主义的代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主张自由市场，是盎格鲁-萨克森资本主义的代表。前两派是传统世族势力，虽然在某些细节上，他们两派持不同意见，但都是希望保留现有世界经济体系。BRIC（金砖四国）则是新兴权贵阶层，它们则是呼吁改变现有世界经济体系，建立一套全新的游戏规则。新旧之间有矛盾，旧势力内部也有矛盾。G20峰会，不会那么平坦。目前最大的阻力在于美国总统布什就将卸任，在新总统没有正式接班之前，达成一个完整的协议将很困难。但是不排除，在奥巴马首肯的情况下，美国也愿意达成一个具体行动方案！这主要是因为，时间上，已经不允许各国再磨磨蹭蹭地等待，经济进入谷底后，再采取行动！
一次会议怕也很难解决如此重大的问题，尤其是在当前的形势之下。
新旧之间有矛盾，旧势力内部也有矛盾。% _* t: T8 y! ^+ x韬客外汇论坛韬客外汇论坛- L6 N X" `9 z$ IG20峰会，不会那么平坦。
美元、日圆、欧元是否将组成一揽子稳定货币体系！
问：为什么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会主要针对“人民币升值”问题，人民币升值对欧洲经济上升，美国失业率有什么好处吗？？
因为i强盗们要抢钱了 人民币升对他们来说 美国希望人民币升值主要的原因还是从贸易逆差和失业率这两方面。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很久了，而且这造就了美国上万亿贸易赤字。所以从政府财政方面考虑，让人民币升值，提高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可以有效地降低每年从中国的大量进口商品，已达到减少赤字的目的。失业率是另一个原因，自从经济危机以后，美国政府就很头疼本国9%以上的失业率，这也是奥巴马政府中期选举失利的主要原因。所以降低失业率是近期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由于中国进口商品的冲击，美国当地的制造业肯定是有影响的。如果能控制进口，就可以提高对本地产品的需求，进而扩大制造业降低失业率。
七国财长会议和八国集团会议
七国财长会议的国家有：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 八国集团（Group-8，G8）的成员国有：德国、加拿大、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英国、俄罗斯。
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 一、工业化国家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的发展更替 战后世界经济领域先后发挥作用的工业化国家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主要有三个：工业化十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五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和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 1、六十年代的十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工业化十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是上个世纪60年代协调十国集团成员国应对国际债务危机等重大经济问题的机制。当年，1962年OECD第三工作组（当时讨论政策协调和国际收支余额调整的主要论坛）成员国以工业化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机制的名义举行会议，组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这项特殊贷款。从此，工业化十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便固定下来。该机制央行行长机制还在国际清算银行举行单独的月度例会。工业化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机制的作用是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以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采取一致行动；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许多方面加强合作，以应付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和货币危机。该机制最大的成就是制定了《借款总安排》，提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本充足率并实行了特别提款权制度。上个世纪60年代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各工业化国家除了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机制外...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 一、工业化国家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的发展更替 战后世界经济领域先后发挥作用的工业化国家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主要有三个：工业化十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五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和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 1、六十年代的十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工业化十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是上个世纪60年代协调十国集团成员国应对国际债务危机等重大经济问题的机制。当年，1962年OECD第三工作组（当时讨论政策协调和国际收支余额调整的主要论坛）成员国以工业化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机制的名义举行会议，组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这项特殊贷款。从此，工业化十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便固定下来。该机制央行行长机制还在国际清算银行举行单独的月度例会。工业化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机制的作用是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以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采取一致行动；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许多方面加强合作，以应付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和货币危机。该机制最大的成就是制定了《借款总安排》，提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本充足率并实行了特别提款权制度。上个世纪60年代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各工业化国家除了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机制外，并没有进行大的国际协调活动，因此该机制可以被认为是当时主要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虽然这一机制至今仍然存在，但是由于其过于庞大也过于欧洲化，终于在七十年代初石油危机爆发后不能承担领导世界经济的重任而被五国财长机制取代。 2、七十年代的五国财长机制。五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最初雏形是1973年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的财政部长在美国白宫的图书馆会面，就共同关心的经济问题交换意见，协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谈判中的立场和步调。日本随后加入进来。意大利也曾出席过两次会议，但却没有成为正式成员。后来成员国央行行长也被邀请参加会议。五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实际上成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金融改革非正式决策机构，七国首脑会议开始后，在为首脑会议服务方面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会议召开前，一般由五国财政部副职先召开筹备会，为财长会议作准备。会议是不公开的，也不发表公报，直到1985年的广场会议，它才把决策内容告知于众。随即在1986年被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机制所代替，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3、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机制。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七国首脑会议要有更大的作为，议题不断增加，功能不断扩展，不可能再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经济问题上。于是，1986年5月举行的东京首脑会议决定建立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作为成员国在货币与财金合作方面的主要协调方式。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于1986年9月首次聚会。该机制服务于七国首脑会议，目前已成为世界经济协调决策具有实质影响力的核心体系。二、七国集团关于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的功能定位 1986年，七国首脑在东京首脑会议后发表的公报中明确了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的职责，主要是：⑴及时协调成员国经济政策；⑵促进各国经济低通胀增长；⑶促进市场导向的就业与生产投资；⑷推动开放国际贸易与投资体系；⑸促进汇率进一步稳定；⑹监督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通胀率、利率、失业率、财政赤字比例、经常账户与贸易余额、货币发行增长率、储备率和汇率等经济变量，如果发生偏差，应该拿出一致的补救措施。 三、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的运行概况 七国集团的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975年首脑会议诞生到1985年以前，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五国财长会议，意大利有时参加；五国财长参加首脑会议，有时央行行长也参加，财长会议是不公开的，在首脑会议期间举行（atsummit）。1985年五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走向公开后，在次年吸收意大利和加拿大正式建立了单独召开的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standalone），每年分上半年（lead-up）和下半年（follow-up）至少举行3次，从1998年开始又增加了首脑会议前的会晤（pre-summit）。总的来看,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发挥了很大作用,是首脑会议之外最重要的协调机制。
七国财长会议包括 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所谓八国集团（group 8），指的是八大工业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加上俄罗斯。严格地讲，它并非一个严密的国际组织，以往被称为“富国俱乐部”。在8个国家里，除俄罗斯之外的7个国家是核心成员国，也就是以前的七国集团（G7）。20世纪70年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形势一度恶化，接连发生的“美元危机”、“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和1973—1975年的严重经济危机把西方国家弄得焦头烂额。为共同解决世界经济和货币危机，协调经济政策，重振西方经济，1975年7月初，法国首先倡议召开由法国、美国、日本、英国、西德和意大利六国参加的最高级首脑会议，后来，加拿大（1976年）、俄罗斯（1998年）分别加入。八国集团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即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简称“八国峰会”）。
七国集团(Group of Seven,G7)是八国集团(Group-8，G8)的前身。 七国集团是主要工业国家会晤和讨论政策的论坛，成员国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 1975年11月，为共同研究世界经济形势、协调各国政策及重振西方经济，法、美、德、日、英、意六国领导人法国巴黎郊外的朗布依埃举行了首次最高级经济会议。1976年6月，六国领导人在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举行第二次会议，加拿大应邀与会，形成七国集团。每年一次轮流在各成员国召开，也被称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 1994年，俄罗斯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政治问题的讨论，形成“7＋1”机制。1997年，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在美国丹佛举行，克林顿总统作为东道主邀请叶利钦以正式与会者的身份“自始至终” 参加会议，并首次与七国集团首脑以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名义共同发表“最后公报”。从此，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演化为八国集团首脑会议，“7＋1”的模式结束。但在经济问题上，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依然保持七国体制。
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 七国财长会议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历次情况
◆1999年12月16日德国柏林1999年12月16日，二十国集团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柏林举行二十国集团创始会议。会议强调，二十国集团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新机制，旨在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2000年10月24日-25日加拿大蒙特利尔2000年10月24日至25日，20国财长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会议讨论了经济全球化以及如何防止和解决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金融危机问题。与会者达成了旨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共同对付金融危机的“蒙特利尔共识”。蒙特利尔共识主要包括：共同推动经济、贸易的全球化，使其成果延及发展中国家；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增加这些机构的透明度；继续朝建立统一的国际金融标准和规则的方向努力，以增强联合抵抗金融危机的能力；对债务沉重的国家进行援助，并协助这些国家进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农业研究、环境保护和艾滋病等疾病的防治方面加强合作。◆2001年11月16日-17日加拿大渥太华2001年11月16日至17日，2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渥太华举行。会议着重讨论在美国“9·11”事件后各国如何在财经领域就打击恐怖主义开展合作等问题。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出席了会议。◆2002年11月22日-23日印度新德里2002年11月22至23日，20国第4次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于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会议主要就金融危机防范与化解、经济全球化、打击恐怖融资以及发展援助等议题进行了讨论。◆2003年10月26日墨西城城市莫雷利亚2003年10月26日，20国集团在墨西哥城市莫雷利亚举行第5次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年会。与会代表就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金融危机的防范与处理、打击国际恐怖活动的融资等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2004年11月20日-22日德国柏林2004年11月20日为期两天的20国集团第6次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德国财长艾歇尔在开幕式上致辞时指出，本次会议将主要讨论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全球化背景下促进稳定与增长、金融部门机构建设、打击滥用国际金融体系、老龄化挑战与移民、主权债务重组以及区域一体化等议题。进一步增强20国集团的地位与影响是本次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11月21日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在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第6次会议结束后与德国财长艾歇尔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将于2005年担任20国集团会议的轮值主席国。◆2005年10月15日-16日中国北京2005年10月15至16日第七届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以“加强全球合作：实现世界经济平衡有序发展”为主题，讨论了各种重要的全球经济问题，重申了在实现平衡、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共同目标和责任。此次会议除发表例行的《联合声明》外，作为两个具体成果，还发表了《二十国关于改革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声明》和《二十国有关全球发展问题的声明》。◆2006年11月18日－19日澳大利亚墨尔本2006年11月18日至19日，第八届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在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举行。会议对全球经济前景表示乐观，并探讨了能源与矿产问题的解决办法。◆2007年11月17日－18日南非开普敦2007年11月17日至18日，二十国集团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南非开普敦郊外的克莱蒙德举行。二十国集团成员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就确保世界金融市场稳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还讨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等问题。◆2008年11月8日－9日巴西圣保罗2008年11月8日至9日，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年会在巴西圣保罗举行，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有必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采取共同行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3月14日英国霍舍姆2009年3月14日，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在英国首都伦敦以南约50公里的霍舍姆举行，并发表联合公报，同意进一步行动恢复全球经济增长，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2009年9月4日－5日英国伦敦2009年9月4日至5日，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英国伦敦举行。会议同意继续采取措施刺激经济以保证全球经济的持久复苏和增长，并在时机成熟时退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战略。◆2010年10月22日－23日韩国庆州2010年10月22日至23日，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韩国庆州举行。会议讨论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全球金融安全网以及金融监管改革等议题并发表《联合公报》。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与会代表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根据这项改革协议，欧盟国家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让出两个席位给发展中国家。2016年2月27日，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与会代表在上海合影。 27日于上海闭幕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亦坦承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和脆弱性在加大。但公报同时也提出，近期市场波动的程度“并未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仍将继续温和扩张，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将保持强劲。这不意味着全球经济前20强将无所作为。根据公报，G20成员将各自和共同采取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来提振增长。 2009年3月14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英国霍舍姆市举行。会议集中讨论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各国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以及加强金融监管等重要议题，并就将于4月2日举行的第二次G20领导人峰会筹备进行了讨论。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会议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蔓延。世界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增长明显放缓，西方主要经济体同时陷入衰退，新兴市场国家也面临增长下滑的压力。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的发展挑战。当务之急是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加大经济刺激措施的力度，避免发生全球性经济衰退。在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尤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促进国际贸易健康发展。会议强调要积极落实G20华盛顿峰会在加强金融监管、增强市场诚信、加快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方面的共识。金融稳定论坛（FSF）已决定将其成员扩大到所有G20成员国，这将有效地增强其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合法性和新兴市场的代表性，为FSF在全球金融稳定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奠定基础。为加强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跨国金融机构的国际性联合监管，FSF正在积极组建联合监管机制。此外，FSF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加强监管方面的合作也取得新进展。会议决定将为国际金融机构寻求各种可能的动员资金和流动性的方式，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会议认为基金组织迫切需要大幅度增加资金，包括进一步通过双边支持，显著扩大和增加“新借款安排”，并加速份额审查；决定确保所有多边开发银行得到所需资本，并首先对亚洲开发银行增资；决定加强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并确保其治理结构能反映世界经济的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包括最贫穷国家应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会议承诺在2011年1月前完成基金组织新一轮份额审议，敦促立即执行基金组织2008年关于增加发展中国家发言权和代表性的一揽子措施，在2010年春季会议前完成世界银行改革；要求国际金融机构的领导人应通过公开、择优的过程进行选拔。各方一致要求世行和其他多边行加快治理结构改革，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进一步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决策过程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会上，谢旭人部长介绍了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中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主要措施，并呼吁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加快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改革。周小川行长指出，要改善国际金融监管和合作，加强对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反对各种形式的金融保护主义。他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强对发达国家特别是储备货币发行国和成熟金融市场的监督，同时呼吁发达经济体为稳定本国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做出应有贡献。会议期间，谢旭人部长还分别与英国财政大臣达林、美国财长盖特纳、以及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财长进行了双边会谈。 2013年2月15-16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本次会议是俄罗斯担任2013年G20轮值主席国后举行的首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会议主要讨论了全球经济形势、G20“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长期投资融资、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以及金融部门改革等议题。会后发表了联合公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会议认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尾部风险下降，金融市场形势有所改善。但全球经济增长仍然疲弱，并面临很多风险和挑战，主要包括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私人部门持续“去杠杆化”、信贷中介功能受损以及全球需求再平衡进程尚未完成等。为应对当前挑战，发达国家应首先制定出可信的中期财政整顿战略，货币政策应以国内价格稳定和经济复苏为目标，并尽量减小对其他国家的负面溢出效应。各国要继续落实金融部门改革和结构改革的政策承诺，促进需求再平衡，推动全球经济尽快复苏，同时继续推进市场决定的汇率体制，坚决抵制竞争性贬值，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主要成就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16日在莫斯科闭幕。与会各方就全球经济形势、长期投资融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议题展开讨论。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当前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减弱，但全球经济增长依然过于疲弱。各方应协调努力，强化互信，履行此前作出的改革承诺，推动全球经济稳步复苏并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稳定和增长为共同诉求会后发布的联合公报指出，尽管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减弱，金融市场形势有所改善，但全球经济依然面临很多风险，主要包括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私人部门持续“去杠杆化”、财政拖累、信贷中介功能受损以及全球需求再平衡进程尚未完成等。 鉴于此，二十国集团成员同意“继续落实金融部门改革以建立更完善的金融体系，并进行深度结构改革促进经济增长”。各国货币政策应以国内价格稳定和经济复苏为目标，并尽量减小对其他国家的负面溢出效应。会议还要求发达国家根据去年洛斯卡沃斯峰会的精神，在今年9月G20圣彼得堡峰会前制定出可信的中期财政整顿战略。中国代表团在发言中指出，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G20各国应继续将促进复苏、增长和就业作为当前首要任务，采取切实可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快推动结构改革；发达国家应妥善处理好财政整顿与经济复苏的关系。在金融监管方面，以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为主要内容的巴塞尔协议Ⅲ的执行再现曙光。美国和欧洲方面均已承诺将在近期执行该协议。 “货币战”话题遇冷在本次会议前，有关“货币战”的争论一度占据各大媒体主要位置。部分分析人士甚至认为这一话题将成为会议的中心话题之一，但事实并非如此。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在内的多位国际财经组织掌门人均表示，围绕货币战的争论“毫无根据”且“徒劳无益”。货币战的讨论源于日本去年年底以来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引发不少国家的批评，认为这可能使各国竞相通过本币贬值、资本管制等抵御汇率冲击，从而引发货币战甚至贸易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副秘书长皮耶尔·帕多安对新华社记者说，日本采取的超宽松货币政策意在解决目前遇到的经济发展问题，但从长期看，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强化金融监管，着力保障长期投资融资，推动经济增长。本次会议的联合公报着重强调，各国应坚持市场决定的汇率体制，坚决抵制竞争性贬值，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保持市场开放。 中方认为，发达国家应减少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负面外溢效应。中方还呼吁IMF加强有关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及其溢出效应的监督。俄财政部长西卢阿诺夫也认为，那些实行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应该注意其风险，全球需求再平衡不应该仅仅依赖汇率调整，而应该通过一系列综合措施特别是结构性改革来实现。IMF份额改革面临重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联合公报强调，要提高IMF的可信度、合法性和有效性，必须尽快落实2010年首尔峰会关于IMF份额和治理改革的内容，就份额公式改革达成共识，确保在2014年1月前完成份额总检查。联合公报重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强劲增长，由此带来的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变化应体现在IMF的相关改革中。 中方代表团在发言中也呼吁尽快就IMF份额公式改革达成共识，确保份额总检查尽快完成。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前会见与会代表时说，希望今年的圣彼得堡峰会能充分考虑全球经济力量分布变化，就IMF份额改革取得进展。拉加德在会议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IMF承诺在全球经济力量分布变化的基础上，对份额进行调整。 新兴国家加强协调在本次会议框架内，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副手举行了会议。巴西、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就强化财政、金融领域合作，特别是筹建金砖国家发展银行和储备库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探讨。 出席会议的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介绍说，此次会议是为今年3月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进行政策准备。“这次领导人会晤将包含重要的金融、财政议题，将反映自去年新德里峰会以来金砖国家的经济合作进展情况，讨论、研究建立金砖国家发展银行和建立金砖国家货币储备库等具体议题。”事实上，在本次会议期间，与会财经人士在纷纷呼吁新兴经济体加快结构改革的同时，也建议新兴经济体深化相互协作，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带动全球经济稳定复苏和增长。
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于本月26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欧洲专家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低迷，g20应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在货币和汇率政策方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日前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财长会议上，欧盟财长在一份草案中强调，g20成员国应采取紧急措施，确保全球经济继续稳健复苏，并在2018年取得额外两个百分点的增长。 对此，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松说，g20有能力在财政、货币以及广义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与协调上发挥显著作用，但其作用在金融危机后迅速下降，目前急需它再次扮演重要角色。 埃里克松认为，目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g20的首要任务是给各国政府施压，促使全球央行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避免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货币竞争性贬值。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格罗斯认为，g20成员可分为三个群体：一是债权方，如欧元区、中国、日本，其增长依赖外需，货币政策较难起到刺激作用；二是债务方，如美国、英国，其经常账户长期赤字，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但结构性原因导致增速下降；三是大宗商品出口国，目前经济疲弱、深陷赤字。 格罗斯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负利率有利于债务方，却不利于债权方，因此美英经济复苏势头较好，欧元区和日本经济不见起色。目前全球经济增长非常“平庸”，但并不算太坏。鉴于上述三个群体的利益和问题不同，g20会议最可能达成的协议是，更多实施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增长，并在必要时使用财政手段。 他还说，债权方央行，尤其是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必须停止使用可能适得其反的宽松货币政策，而应该让经济自行恢复，即使这个过程比较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