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文化遗址有哪些代表
薛家岗遗址位于潜山县王河镇永岗、利华村交界处。该遗址的时代，上距今6000年，下至唐、宋。其新石器时代遗层明显区别于周围地区考古学文化特征，具有独立的自身发展序列，被考古界命名为“薛家岗文化”。国务院于1996年公布薛家岗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出土陶器、石器、玉器2000余件，发现墓葬、灰坑、残房基等遗迹100余处。出土器物可分生活、生产和装饰品等类。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有鼎、豆、壶、盒、碗、钵、盂、甑、瓮、尊、罐等。生产用具主要为石器，有刀、铲、斧、锛、凿、镞等。装饰品有玉环、玉琮、玉璜、玉管等。该遗址目前是安徽省境内发现的遗址中最丰富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同时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一处重要的原始文化遗址。它向我们展示了古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和他们的聪明才智，也充分地显示了潜山历史的悠久。 狮子岩距韶关市区20公里，是迄今为止广东唯一的一处古人类化石遗址。1958年，闻名中外的马坝人头盖骨就在这里被发现。这是新中国成产后首次发现的最重要的人类化石。 马坝人是距今约12万年前旧石器中期的早期智人（介于中国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的古人类型），是人类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马坝人头骨的发现，扩大了中国远古人类分布范围，填补了我国华南人类进化系统上的空白，完善了我国原始人类发展序列，在人类学研究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与马坝人同期的洞穴沉积层中，还发现大量的第四纪动物化石，有虎、大熊猫、熊、狗、獾、中国犀、貘、东方剑齿象、纳玛象、野猪、鹿、羊、猴等和几十种。这些伴生动物群化石，为研究古代地理。古代生态等提供了翔实的实物资料，狮子岩因此又成为我国南方研究第四纪古环境的重要考古点。 在狮子岩的狮头和狮尾之间，是"石峡文化"遗址，石峡文化是以稻耕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约6000年前）。石峡文化遗址目前已发掘整理4千平方米，发现有柱洞、灰坑、谷堆陶窑、氏族公共墓地等，出土文物3千多件，其中磨石器有铲、锛、凿、镞、锥等，陶器以圈足器、三足器、圜底器为主。这说明当时这里已出现聚落型定居点。石峡文化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广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及其他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的关系，为探索我国原始社会的解体，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现在，狮子岩已被开辟成风光秀丽的公园 家岗古文化遗址，即薛家岗新石器文化遗址，至今已有五、六千年历史，位于潜山县城南7.5公里处的河镇乡利华村与水岗村交界处。该处已出土的一千多件古文物（详见出土文物概况介绍），可供参观凭吊，对研究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晚期文化，是不可多得的理想场所。 该遗址坐落在潜河边上，高出附近农田3-7米，为一椭圆形台地，总面积约有六万多平方米。在已经开挖过的一千多平方米方塘中，人们从土质结构上可以看到五个自然层。第一层为耕土层，第二层为唐、宋文化层，第三层为殷商文化层，第四、五层为新石器文化层。从四、五层叠压关系和随葬品的组合变化来看，新石器时期的潜山人，已经脱离了原始人群的流浪生活，逐渐走向定居，并且创造了相当进步的生活、生产用具。 这里三面临水、一面靠山，在此定居，既便于饮水、耕作、养殖，也便于上山避灾。这一具有独特环境的定居点，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命名为“薛家岗文化”，被安徽省政府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为我国研究新石器时代人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活和生产活动之状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此外，在潜山县城内的天宁寨，亦发现了一处新的古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证明，在五六千年前，己有另外一个氏族，在潜山定居了。 还有打破山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址——修水县上奉镇山背文化遗址
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分别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这两大文化系统各有源头，各有特点，相互之间又有许多的交流和融合。两大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共性，即华夏文化。对这两大文化系统产生的源头、各自形成的标识特征、价值取向及其思想代表体系进行梳理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为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逻辑合理性及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提供理论依据。 “择水而居”成就“两河文化” 黄河文化：“龙”文化 黄河文化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期。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通过考古发现，黄河文化在新石器时代主要与以下四个文化系统有关：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 其中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上、中游地区，齐家文化分布在黄河中、上游地区，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 青铜器文化是新石器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脱胎于仰韶等四大文化的商、周青铜器文化，标志着黄河文化趋于成熟。文化进入青铜器时代，不仅仅是器具质量、用料的变化，而是在青铜器上刻铸的大量文字——不仅有了象形文字，而且有了会意文字；而作为黄河文化图腾标志的“龙”，也以青铜器物上主要部件或图饰的形式，随青铜器的日益发展，被进一步彰显，终于成为君王的形象代表。 《周易》崇拜天，也就是崇拜龙。黄河文化发展到了周代，龙便成了图腾崇拜物。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 在充满着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之沛然底气的土壤里，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承前启后，—路走来，最后止足于黄河下游的齐鲁之地，构筑完成了黄河文化的轴心。一个称名“儒家”的知识群体，在这片轴心之地上应运而生；这个知识群体的领军人物孔子与孟子，卓然成为黄河文化的代表。 生逢乱世的孔子，终其一生，都在极力主张“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一心要用“仁义”挽救“礼崩乐坏”的局面，要求人们以“亲亲之爱”为起点，在人与人之间架起一座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仁爱”桥梁，并且还向人们描绘了一幅“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残废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理想蓝图。 后来的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人心本善”，不管你的心灵蒙受了多少灰尘污染，只要经常擦抹，自然能明以见性，恢复善的光亮，人人皆可成仁成圣。孟子的性善论，为孔子倡导的“为仁”学说提供了人性依据。所以，他在孔庙里列于“亚圣”的位置，绝非浪得虚名。 由孔、孟共同构建的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作为黄河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成为华夏文化的一大标帜。这个文化系统，在汉代获得了统治者的认可，从此成为华夏人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着规范、制约的作用。
有关长江的文化
长江文化是炎黄文化的重要一脉。炎黄文化发育、繁荣于960万平方公里的东亚热土上,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长江文化在共建炎黄文化中,既有作为炎黄文化的共性,又有作为中华大地上地域文化的特性。研究和弘扬长江文化,既是挖掘和深化炎黄文化研究;又是当今改革开放大潮中,发扬长江流域和上海的优势,为上海的“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地位作文化先导。一、世界稻作文明的中心.长江流域水稻的栽培，以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的稻谷为最早，距今大约有9000年，这还不是中国史前时期栽培稻的开始。长江流域以及华南等地区的稻作农业与黄河流域等地区内的粟作农业，是中国史前时期南北的两大农业系统。中国目前水稻种植的总面积达5亿亩，占全国粮食作物总面积的1/3，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3．8％，是世界上生产稻谷最多的国家，占世界稻谷总产量的1／3以上。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的史前人们对水稻的栽培种植和发展，直到现在，仍对国计民生占有重要的地位。二、世界蚕丝业的起源地.中国是举世公认的蚕丝的起源地，至于起源于何处，学术界还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起源于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在早期的文献中就有种植桑树、饲养蚕的记载。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的仰韶文化遗址内发现的半个蚕茧，是这一方面的一个证据，也有人对这个蚕茧的年代提出疑问.三、苎麻织品的产生是人们改造自然的一大突破.在考古资料中现已发现的苎麻织品的实物，是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三块苎麻布和苎麻绳等。苎麻布均为平纹织品，每平方厘米经线为2431根，纬线为1620根，可见，纺麻技艺已经是相当的高超，才能织成这样精细的苎麻布。长江流域史前时期的人们利用苎麻纤维纺纱织布，与其他植物纤维的利用，是史前时期的人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重大胜利成果，与蚕丝一样是走向文明跨出的重要一步。四、干栏式建筑与有段石锛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传世杰作.干栏式建筑是中国江南等地的一种有地方特色的居住房屋；有段石锛是一种生产工具，两者不仅名称不同，性质、功能各异，怎能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呢？是从这两者对海外关系的影响上，有一定的联系，可以起到相互补充说明的作用，以此试作这一方面的探讨。五、生漆的利用是史前文明的一大成就漆树原产于中国，是一种著名的特产。对漆树的利用，是史前文明一大成就。水稻的种植驯化，是对其稻谷可作为粮食；蚕丝是对昆虫的驯化；苎麻的栽培，是使用它的纤维；漆树是采割它的漆液。能够认识到漆树的液汁是一种重要的工艺材料，是史前时期人们在认识自然、利用自然上的一大突破。这个突破以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第3层发现的一件木质漆碗为最早，距今已有6500年左右的历史了。河姆渡遗址第3层的木质漆碗，是在碗壁外表涂上薄薄的一层红色漆。在马家浜文化时，其圩墩遗址发现两件喇叭形木质漆器。到崧泽文化时期，把漆用到陶器上，出现漆绘陶器。这种漆绘陶器，一直延续到良渚文化时期，如吴江梅堰、江阴青阳南楼等遗址多发现有漆绘陶器，还在杭州水田畈遗址的3号墓的棺板上发现有红色漆遗迹。由此可见，良渚文化时期对漆的应用已是相当的普遍了。漆树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手工业，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了。它在史前时期及其以后流传到日本等许多亚洲国家，成为一门独特的手工业。六、玉器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础中华民族是一个爱玉的民族。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对玉这个字都涵有褒意，并且进而道德化、人格化。中国古代认为玉是祥瑞之物，同时认为青铜礼器也是吉祥之物，最明显的是“汉武得鼎而名其年”。这就是说，汉武帝得到了青铜礼器的鼎，认为是一件大好事。就把他原来“元狩”年号改为“元鼎”。这种思想意识，在当时只是在上层人士中存在，并且以后逐渐地淡薄起来，而玉则不同，直到近代在人民群众中还是普遍存在着爱玉的心理，对它有着特殊的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是源远流长的。在距今七八千年或稍晚的阜新查海遗址、内蒙古的兴隆洼遗址、余姚河姆渡遗址和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等，发现的玉器，不论制作、器形上大多与其他器物有不同之处，显示其有着与众不同的功能。从上述的分析阐述，我们可以看到史前时期的长江文化是灿烂的，生气勃勃地向前发展，为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对海外各地区文明的发展，或早或晚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蚕丝、绸帛的贡献，迄今仍为人们所关注，成为研究中西关系上的一个重大课题。推其渊源，不能不联系到长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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